“警情通报：202X年XX月XX时许，我市XX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。驾驶员黄某驾驶运载碎石的货车在过弯处行驶时，失衡，发生侧翻，压瘪了在它左侧正常行驶的小轿车，事故致2人死亡，4人伤势较重，多人轻微伤。事故原因正进一步调查处理中。”
李天国的老婆刘敏把这条新闻展示给我，焦急地说到：“张主任，我老公主要是因为这个事情被抓了...您成功办了那么多的大要案，这个案件是不是很难办啊？毕竟死了人，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....”
“他是这位肇事的驾驶员吗？”我接过刘敏的手机，一边用手指划过屏幕里的每个字，一边默读起来。
“不是的，我的老公是开汽修厂的，主要是生产货车的加高板的....今天下午公安局的人到厂里来了，不仅把我老公人带走了，还把厂里好多资料都一并带走了....”刘敏的眉头愈发紧皱。
“张主任您看，下午交给我的《拘留通知书》，上面写的‘我局已将涉嫌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的李天国刑事拘留，现在羁押在XX看守所’。事发突然，所以才冒昧在这么晚联系到您助理，希望能紧急跟您见面，很谢谢您这么晚能抽时间跟我见面。其实我的目的，就希望您明天能够第一时间去会见我老公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地清清楚楚，毕竟....”
说到此时，刘敏突然哽咽：“毕竟，一大家子人和厂里几十号员工不能没有他啊....”
在我做刑辩律师的26年的执业生涯中，办理过大量的涉嫌刑事犯罪案件，陪伴了不少当事人和家属共同走过荆棘，到达彼岸，终见曙光。我内心充满成就感和自豪感，我很早就暗下决心——为做一名仗义执言、不畏强权的刑辩律师而终生奋斗。
我经常傍晚和周末还在办公的地方里埋头加班、看材料，不为别的，只是想尽善尽美，确保每一个我经手的案件都不留遗憾。
当我的助理告诉我刘敏想跟我见面时，我正好在办公的地方加班，于是才有了上面的对话。
李天国是一个老汽修人。回顾他的人生，是一部白手起家的奋斗史——十几岁在汽配行业摸爬滚打，28岁年少有为，开了一家汽修厂，再到如今知天命的年纪，已儿孙绕膝，安享天伦之乐。
但命运无常，总会安排难过的关卡，磨练你的心智，锻炼你的意志。此次。公安机关沿着货车超载的线索，一步步将事故发生的矛头对准了李天国。
公安机关认为：李天国明知非法改装车辆会造成安全事故，仍然按照他人的要求，为其货车加装加高板，违反了国标GB1589-2016的标准，导致货车在运输碎石的过程中，出现了严重超载的情况，最终造成了两人死亡、多人受伤的交通事故。
我在看守所会见李天国时，他很急迫地说：“张主任，我真的是冤枉的啊！我就只是个生产加高板的，我哪里想得到这个驾驶员开车这么野，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。而且，又不是我让他超载行驶的，这个事与我何干啊！”
我说：“老李，你先别着急。你把生产加高板的高度、行业的标准和惯例，都一五一十说清楚，我们一项项分析。你放心，咱们上午说不完下午说，今天说不完，我明天还来见你，只要你是冤枉的，我会竭尽全力，陪你战斗到底！”
这里讲个题外话，说起看守所会见，我相信很多人都认为是“基础得不能再基础的工作”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恰恰是这件不起眼的小事，却非常考验刑辩律师的基本功——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，既精准地解答当事人随机抛出的疑问，又能将这些繁多的对话内容完整地复现在《会见笔录》之中，这是个技术活。
我的答案是：善用电脑——可能很多律师甚至都不知道，其实在看守所里也能使用电脑的。我自己做过测算，利用电脑与当事人核对证据、制作会见笔录，会见的效率与传统的“烂笔头”相比，至少会提升五倍以上。在看守所会见的每分每秒，价值堪比黄金！
会见完李天国，我就马不停蹄回到了律所。我立马召集几位律师过来，小范围地开会、研讨了这个案件，我们经过你来我往的讨论之后，认为李天国是无罪的，有两点关键理由：
第一、李天国生产加高板的行为与事故后果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，即加高板不必然用于超载运输，也能够适用于安全防护；
第二、李天国只负责生产加高板，并不负责组装和安装，也就无法定罪。结合我团队律师提交给我的一百多页的《类案检索报告》来看，得出的结论跟我预想的辩护思路完全一致——即便要定罪，也需要生产厂商完成“生产+安装”两个环节，但李天国只负责“生产”，唯独缺少“安装”这一环节！
很快，本案就到了检察院的审查批捕环节，当我把无罪辩护意见跟承办检察官详细沟通之后，他表示我们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，也会非常慎重考虑我们辩护意见。李天国在被刑事拘留的第37天，也就是黄金救援的最后的一天，李天国宣布从看守所释放，重获自由。
此时，他老婆也早早等在了看守所的门口，接回了李天国，很谢谢我们为营救李天国所付出的诸多努力。
不久之后，案子就送到了检察院审核检查起诉，我和助理第一时间去阅了卷。在返程的路上，我迫不及待先把证据材料浏览了一遍，并惊喜的发现，从目前的言词证据和客观证据中，我判断：无罪辩护有戏！
（一）李天国生产加高板的行为与造成两人死亡、多人受伤的车祸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
我在辩护意见中给检察官算了一道数学题：国家标准的货箱容积是:26.085m³（7.4m*2.35m*1.5m），而砂石的重量是1.4-1.6吨/m³。那么，车辆满载后的载重量为36.519吨～41.736吨。
很明显，发生悲剧的责任不在加高板，更不在李天国，而在于车主和司机，因为即便不安装加高板，如果车辆满载货物，同样会超重。即便认为李天国生产的加高板为车辆超载提供了帮助，那么也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间接、次要原因，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。
（二）李天国虽然制作了加高板，但李天国没有实施安装行为，也谈不上对涉案货车非法改装
为了论证该观点，我特地走访李天国的汽修厂，目的是当地考验查证、了解真实情况。同时还到当地的汽车销售市场、改装厂等地调查，了解此类自卸车改装的实际情况。
实地考察、调查后，我结合实地查看的情况，再次查阅案卷证据材料，此时从几名证人的笔录中发现关键内容，证人称“安装加高板需要专门的焊接人员、使用专业的焊接设备，我们厂子在货箱出厂时并没有为车辆加装、焊接加高板，加高板在交付的时候只是放在车箱内的，并没安装到货箱上。”
恰好，几位汽修人员的证言与在案证据中的《委托改装车辆协议》、涉案货车的照片正好能够相互印证：
1、《委托改装车辆协议》约定：“加高板属于用户另外定做的配件，受委托方不负责安装。”
2、在涉案货车的照片中可以清晰看见，加高板的总体焊接点高达20几处。显然，李天国汽修厂在不具备焊接能力的情况下，也直接证明了李天国并未实施非法改装涉案货车的行为。
那么，谁在涉案货车上焊接了加高板，这成了一团未解的迷雾。但探究事情的真相从来不是我们刑事律师的责任，我肩负的唯一责任是从各个角度佐证：我的当事人李天国不应该对自己不知情、也未实施的行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！
办案中，我安排我的律师团队利用大数据检索了海量案例，发现最近一年发生的与货车相关的交通事故的数量高达6万多件，其中都多少存在超载运输、改变货箱尺寸、更改轮胎规格、增加钢板弹簧数量等问题。但目前为止，还未发现一起“仅生产加高板、并不负责安装”的厂商被追究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的刑事判决文书。
这也直接反映出，办案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均达成了一致的默契和共识，不应将刑事责任扩大到加高板的生产厂商。
我提出了众多无罪理由，检察院也认为确实本案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所以就将案件退回给公安机关补充侦查。
对于我的当事人来说，既是好事，也是坏事：好的一种原因是，检察官承认了有罪证据是不充分的；但坏的一种原因是，公安机关会继续收集证据、完善证据，旨在将本案做成有罪的铁案。
当得知案件补充侦查完毕后，我和助手再次赶往检察院查阅新证据。此时，新证据中最重要的一份证据——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摆在我的眼前。该份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得出的两大检验判定的结论分别是：
我知道，在很多刑事律师的心中，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如同不可挑战的权威。一旦它得出了结论，意味着“不可逾越、不可推翻”。但是我始终秉持着怀疑一切、质疑一切的辩护理念，希望能找出其中的破绽和漏洞，并猛烈攻击。但是，我面临的挑战也不小，李天国这个案件不仅涉及法律规定的文科知识，还涉及到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机械设计、工程图学等理科知识。
此时，我们智豪律师事务所在15年前开创的“集体讨论案件制度”就派上了大用场。我组建的刑辩团队有100多人，各类人才比比皆是。因为我始终相信，每个人的精力有限，每个人的能力也是有边界的，在面对疑难复杂案件时，必须借助团队的力量才能有所突破。
随即，我立马安排助手将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高度浓缩，制作成PPT，在全所的范围内展开讨论，汇聚全所律师的智慧，集思广益，寻找突破点。
在讨论过程中，一名本科为机械工程专业的A律师说：“智勇主任，我曾在某车厂工作时得知，很多货车为了超载超运多挣钱，都会通过“加大过气量”的方式，非法改装刹车。我建议主任亲临现场，核查事故车辆的刹车是否被违法改装”；我点点头。
B律师（检察官出身）提出：李天国作为汽修厂的老板，属于非公有制企业家，也可以从保护民营企业、市场主体等司法政策进行辩护；
C律师（法官出身）建议：既然智勇主任提出因果关系的辩护意见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有一期典型案例，专门有分析论证多因一果，论证刑法上的因果联系，和本案极其相似，同时，也能申请对事故成因进行鉴定；
D律师提出：可以核查车辆是不是真的存在擅自更换轮胎的情况。一般来说，轮胎的花纹越大越耐磨，但刹车效果越不好；花纹越小，不耐磨，但刹车效果越好。
这些观点提出来，让我如获至宝，瞬间打开了思路。于是，我和助手向检察官提出了多份书面申请，这中间还包括《查看物证车辆的申请书》、《事故成因鉴定申请书》等。但没成想检察官却告知我：“这辆车当时被撞的稀巴烂，早拿去报废了。”
此时，我感到了无比失落，唯一能够接触真相的机会，已经转身即逝了。但突然间，失落变成了兴奋！这可是重要的物证啊，现在怎么证明车辆的刹车是否被非法改装过？怎么证明车辆的轮胎是否被擅自更换过？怎么证明车辆一定是与李天国有关，而不是在其他汽修厂改装的？
根据《刑诉法解释》第八十三条规定：“据以定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....物证的照片、录像、复制品，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，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。《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》第4条规定：“对物证、书证等实物证据，一般应当提取原物、原件，确保证据的真实性。要鉴别判定的，应当及时送检。证据之间有矛盾的，应当及时查证。所有证据应当谨慎保管，随案移送。”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第64条第2款规定：“收集、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...物证的照片、录像或者复制品经与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的，可当作证据使用。原物的照片、录像或者复制品，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。”
所以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定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。由于办案人员的疏忽大意，导致本案出现了不可逆转的重大问题——物证已经被销毁了。
对于如此重要的辩护点，我亲自进行海量的案例检索，用生效的法律文书是最能说服检察官的，我连夜制作了多份“物证灭失后，不能作为定案证据”的专项律师意见书，选取了“康某、康某亮合同诈骗案”，“方某甲非法持有案”，“唐某某盗窃案[(2015)顺庆刑初字第xxx号]”，汕头中院的“邓某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、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、诈骗案”。这些判决中，不一例外将消失的物证全部排除，不作为定案证据。
再次前往检察院，阐述到：涉案车辆作为重要物证，竟然在案件尚未完结前就被违法的销毁了，怎么样才能做到有效举证、质证？如何重新鉴定？如何查清案件事实？大货车不能作为定案证据。
回顾办理李天国案一年有余的点点滴滴，我深刻感受到了，有些案子并非光靠法律知识和司法经验就能解决，像我这样执业20余年的老律师，面对多学科知识交叉的复杂案件，如果不跳出思维的桎梏，固守一亩三分田，只会固步自封，耽误了营救当事人的绝佳时期。
所以，刑辩也是一场修行，在度人的同时也是丰富自己的一个过程，只有在这场修行中投入百分之一百的热情和专注，才能将案件办到极致，才算得上无愧于心。
作者：张智勇律师，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、全国优秀律师，重庆市十佳律师。张智勇律师担任多所大学法学兼职导师，领衔百人团队，开创集体讨论制度，曾辩护多件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。执业理念：为自由辩护，为生命呐喊。